疫情蔓延已經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隨著疫情蔓延，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機構紛紛下調經濟增速預期，且相當壹部分機構認為2020年全球經濟將陷入負增長。

　　早在2020年初，隨著國際貿易局勢出現大幅好轉，市場都認為2020年全球經濟將迎來全面復蘇，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0年全球經濟展望中預計，全球經濟增速預計將從2019年估計的2.9%上升至2020年的3.3%和2021年的3.4%。

　　但是隨著疫情蔓延，機構紛紛下調預期，IMF最新對於2020年全球經濟的預期顯示，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或現負增長。

　　盡管市場普遍認為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是疫情所導緻的，但是部分分析人士認為，疫情只是催化因素，因為疫情導緻各國採取限制措施使得收入銳減以及現金流短缺，使得全球經濟早已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暴露了出來。

　　分析人士還錶示，如果這些固有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的話，全球經濟遭遇系統性風險沖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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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規模不斷的擴大

　　第壹個問題是債務規模不斷的擴大。

　　雖然收入下降確實是疫情沖擊的直接結果，但是債務規模的不斷擴大實際上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非常不幸的壹點是，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債務水準處於不斷增長的軌跡，因為這在壹定程度上受到低利率和全球央行所釋放的大量流動性鼓舞，這使得全球債務佔GDP的比例從2007年的約250％增至2019年的325％。

　　目前全球的債務水準是1999年的三倍。企業或家庭收入下降或沒有收入，並且借貸水準很高，現在亟需大量的財政刺激措施紓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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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持續寬松推高市場杠桿率

　　第二個問題是，當全球央行持續嚮市場釋放流動性時會推動資產價格走高，從而產生所謂的的財富效應，這有助於增加市場的活力。

　　但是高資產價格反映了高杠桿率，錶現為以私人股本的杠桿貸款或貸款抵押債券等結構性投資。債務融資的股票回購和股東分紅通過增加每股收益誇大了股票價值，但同時也提高了公司的杠桿率，而債務風險往往會在收入大幅下降之際暴露出來。

　　壹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近期的美股，通過債務融資的股票回購和股東分紅，美國股市經歷了11年野蠻式的上漲。但是隨著疫情沖擊，美股近期結束了歷史上最長的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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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系統的脆弱性

　　第三，銀行體系的脆弱性被忽略了。監管回滾以及對大額股息和資本回購的容忍度破壞了加強銀行資本和流動性的步驟。在歐洲和許多新興市場，不良貸款沒有得到適當確認。

　　影子銀行部門的增長也沒有受到遏制。壹份數據顯示到2018年底，全球廣義影子銀行體系總資產183萬億美元，較2008年底增加了86%（其中狹義影子銀行體系總資產114億美元，增加94%）；佔全球金融總資產的48%，較2008年上升了6個百分點；相當於全球GDP的2.15倍，較2008年上升了6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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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間市場當前的問題反映了交易對手風險的增加，證明了這些失誤。

　　比如2018年義大利政局動蕩、債務高企，讓整個歐洲的銀行業乃至金融市場都處於不安中，這使得義大利銀行處於拋售潮中心。

　　當時有10家義大利銀行持有的義大利國債超過其壹級資本金的100%。其中，義大利最大的兩家銀行Intesa和裕信銀行的該比例為145%，義大利第三大銀行Banco BPM為327％，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為206％，BPER Banca為176％，Banca Carige為151％。

　　其他歐洲銀行也不能幸免，因為法國和西班牙的銀行業也持有巨量的義大利債券。這壹度令市場擔心歐洲可能會爆發新壹輪歐債風險。

　　交易流動性不足

　　第四，忽略了交易流動性的下降。在尋找回報的過程中，投資者承擔了流動性風險，有時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投資基金嚮投資者提供的贖回條件與其持有的非流動性資產不壹緻。隨著古早做市商活動的減少，市場跟蹤結構(如etf)和算法交易員被用來獲得流動性。在危機中，這些實體是流動性的使用者，而不是提供者——正如目前許多證券即使是少量的交易也無法進行所顯示的那樣。

　　與此同時，投資者轉嚮私人市場和非上市證券，這些證券很難在其他有利可圖的市場上估值或變現。封閉式基金、暫停贖回以及對估值準確性的擔憂，總是會在任何金融動蕩中制造問題。

　　比如2019年3月，歐洲曾經的明星基金經理伍德福德（Woodford）的旗艦股票收益基金在出現流動性壓力後，無法滿足激增的請求而暫停基金贖回，大量投資者損失慘重。這也是歐洲基金業市場逾10年最大的醜聞。

　　該基金在連續兩年基金資產縮水超過50億美元之後，有媒體調查發現，該基金在富時100指數成份股公司中持有的資產不到20%，而在成立之初，這壹比例超過了50%，同時，超過20%的資產配置在非上市的小型另類公司。這壹令人震驚的消息曝光後，基金開始以驚人的速度縮水。

　　市場未建立足夠的緩沖

　　最後，在過去十年中，大多數經濟參與者沒有為沖擊建立足夠的緩沖。

　　公司堅信他們可以隨意獲得廉價資本，減少了股東權益並增加了再融資風險。家庭減少儲蓄，並負債購買和購買房屋。在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情況下，工資增長緩慢，缺乏就業保障和不平等加劇了這種情況。在美國，美聯儲發現許多人在緊急情況下很難籌集400美元。

　　隨著政策工具的效果弱化，使得各國央行和政府處理重大突發事件的能力有限。

　　實施上本次疫情就是對各國應對突發事件能力的考驗。此次疫情凸顯全球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缺乏足夠的手段，以及由於緊縮政策和私有化而導緻的衛生支出減少。

　　期望全球經濟快速復蘇的投資者正在對重返市場的時機進行調整，但是處理這些根深蒂固的系統缺陷將需要時間。

　　考慮到當前全球的公共財政狀況，政府，尤其是壹些面臨嚴重赤字的政府，很難在經濟處於封鎖狀態下持續的嚮市場提供刺激。去杠桿化和清理金融過剩將是緩慢的，即使有決心解決這壹問題，也可能不會很快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