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從紐約到倫敦，從斯德哥爾摩到雪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努力解決日益嚴重的經濟適用房危機。

　　報道稱，盡管各國投入了數百萬美元，建造了數十萬套住房，但嚴重的供應短缺仍在持續。壹些國家專註於促進自由市場自由化的解決方案，而另壹些國家則更多地轉嚮租金控制和補貼。但《華爾街日報》指出，沒有任何辦法完全解決了這些危機，而且多數還產生了其他負面連鎖反應。

　　總部位於倫敦的房地產咨詢公司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全球32個主要城市的實際房價平均上漲24%，而同期的平均實際收入僅增長8%。

　　經濟學家錶示，令人震驚的是，即使在過去6年全球經濟繁榮時期，人們的購房能力也在惡化。收入增長壹直無法跟上房價的快速上漲。

　　萊坊報告顯示，過去5年，在全球25個城市中，有18個城市經通脹調整後的房價漲幅超過了收入增幅。在另外兩個地方——杜拜和聖保羅——實際收入的下降超過了房價的下降，也帶來了類似的睏境。

　　《華爾街日報》錶示，居民遷徙是部分原因。在過去的十年裏，隨著工作機會和居民紛紛從遙遠的郊區遷至市中心，城市蓬勃發展。

　　萊坊全球研究主管利亞姆-貝利（Liam Bailey）錶示：“全球城市正面臨負擔能力問題，這在壹定程度上是它們自身成功的結果。”

　　報道稱，投資者需求的增加也推動了價格的飆升。其中包括購買第二套住房的本國“小”投資者，以及得益於日益全球化的金融體系的外國投資者。

　　與此同時，政府還沒有錢來補貼新的供應。隨著養老金和醫療保健需求的增長，人口老齡化使大多數預算捉襟見肘。

　　私營部門也未能紓解住房危機。《華爾街日報》指出，在許多遭受重創的城市，開發商已經建造了數十萬套住房，但其中多數面嚮的是高端買家和租戶，而不是被房價擠出市場的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

　　東京是少數幾個供應跟上需求的城市之壹，阻止了危機的發展。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放松了對住房政策的管制，而其他國家很難復制這些政策。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城市未來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勞倫斯-特洛伊（Laurence Troy）說：“它違背了有序規劃和城市發展的理念。”

　　為了控制房價，包括加拿大和澳洲在內的壹些國家增加了旨在抑制投資者或外國人購買的稅收。這種趨勢，加上奢侈品供應過剩，已經抑制了壹些泡沫最嚴重市場的價格。世邦魏理仕集團（CBRE Group）的數據顯示，去年年底，雪梨房價中值約為110萬澳元（合78萬美元），較2017年的峰值下跌了約11.3%。

　　幾年前，溫哥華和多倫多的房價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長。但如今房價幾乎持平，部分原因是針對外國買家徵收的高額銷售稅，以及收緊規定，使家庭更難獲得抵押貸款。CIBC World Markets副首席經濟學家本傑明-塔爾（Benjamin Tal）錶示：“基本上，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在逆轉那瘋狂的幾年。”

　　不過，盡管這些市場已經降溫，但中產階級家庭還是負擔不起房價。在雪梨，房價仍是中等收入水準的12倍左右，而在房價被認為更容易承受的市場，房價只有8至10倍。世邦魏理仕澳洲業務研究主管佈拉德利-斯皮爾斯（Bradley Speers）說，“當漲了90%後又跌了10%，實際上仍然漲了80%。”

　　公共和私營部門正在尋找新的解決辦法。倫敦和紐約等城市已重新劃定了大片土地的區域，以便建設更多高層建築，或放寬規定，允許單位面積縮小。

　　建築和建築公司正在嘗試新的建築技術，這些技術的進步使之成為可能。例如，英國建築公司Rogers Stirk Harbour + Partners正在尋找將模塊化建築技術擴展到郊區的方法，這種技術在該公司Y形立方體開發試點項目中率先採用的。

　　報道稱，隨著加州、德國和倫敦等地湧現出擴大租金控制的提議，住房問題正日益成為壹個備受關註的政治問題。

　　在即將到來的澳洲大選中，保障性住房也成為壹個大問題，工黨（Labor Party）主張採取措施增加新供應，減少投機。這些措施的反對者警告稱，它們可能會使疲軟的市場進壹步陷入混亂。

　　在瑞典，斯特凡-洛文（Stefan Lofven）今年早些時候成功連任首相，但前提是他同意了其他政黨的眾多政策，其中包括放松對新建築租戶租金的管制，以鼓勵新供應。但許多人預計瑞典政府不會很快採取行動，因為這個政府聯盟很脆弱。

　　金融服務公司Kepler Cheuvreux分析師阿爾賓-桑德伯格（Albin Sandberg）錶示：“我們已經有了政府，不幸的是，未來四年可能什麽都不會發生。”